4岁的时候特别害怕黑糊糊的天牛。午睡时间偷偷溜去幼儿园，寂静的院子，攀不去高高的梧桐，我只能一个人支起胳膊捏拢了五指勾着手掌在教室外的窗台上罩苍蝇。拨弄那些被摘了翅膀的飞虫，端详它们怪异的爬行姿势，小脑瓜里想的却是一只用长长的白棉线拴的泛着金属光泽的墨绿色金龟子。

5岁离开幼儿园，却没能背上小书包，热火朝天大干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爸爸妈妈就把我留给了家里四面素白的墙壁、几本读了又读的连环画和一架极度缺乏亲和力的卡西欧电子琴。日子总是特别的冗长无味，时间柱着拐杖，慢慢地，似乎永远也走不到下午三点的放风时间。终于有天沉不住气了，自作主张地把桌上那只监工一般的时钟从2点拨去了3点，撒开小脚冲出门去的那一刻，很是自得。小聪明如彼的我，那天自然没有躲过一顿打骂。想来，我们这一代的娃娃，就都这样茁壮长大了。

6岁，我很认真地对外婆说长大了做博士科学家。其实那时，甚至连“博士”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不过是喊了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一代应该喊的口号。童年破碎的记忆里似乎缺了挖沙洞打版纸的日子；捉迷藏堆雪人是屈指可数的几颗奢侈亮点。

7岁时想的，是鲜嫩可口的蘑菇。肠胃不好的时候，总是被爸爸妈妈逼着喝溶了白砂糖的生蒜汁。每次喝过以后，肚子里就一阵翻江倒海。妈妈说那是杀菌。菌，让我联想起山里的野菌，于是期待有天能钻进肚子，像《采蘑菇的小姑娘》歌里唱的那样，背回一筐小伞。

8岁梦的是一份智力竞赛双奖。可是愿望一直没能成真，我始终扮演着一个不爱读书的小孩儿的角色。

9岁渴望星期一的早晨，能站在教学楼最高一层，拿着麦克风，庄重地宣布“升国旗奏国歌，全体师生行注目礼，少先队员行队礼”。一件多么荣耀多么崇高的事情啊！我的小学不大，那时全校每年只选一个少先队大队长，升旗仪式的主持由大队长担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做大队那年，高年级也有个大队，麦克风理所当然由大孩子拿了。直到最后我取下光荣的三杠，也没有得到登上最高一楼的机会。

10岁的记忆只留住了72块钱。新学期开学报到的那个早上，我不耐烦地甩开爸爸“把钱装好”的叮嘱去了学校，再掏口袋的时候，真的就不见了72元学费。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只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不听爸爸的唠叨。

11岁，音乐课试唱考试前，偷偷在家练习，琢磨怎样运气能唱出最婉转纯净的童音，可是临场紧张，我把所有注意事项都给忘记，最总没有一鸣惊人，合唱团领唱席的交椅也只是梦里坐坐而已。

12岁学会了“作弊”。初考前，班主任把妈妈叫去学校，说要家长配合私下里灌输一点作弊知识我才进得重点初中去。几场模拟考试，老师对我视而不见，算是给了操作实践机会。最后的战场，技巧用上了，前排女生的思想并没有同步进化到共产共享阶段。爸爸妈妈用九张“老人头”帮我换了重点中学录取通知书，我用一生时间记住了这个女生的名字。

13岁想空手踩自行车，如鱼般穿行在城市。可是我胆子太小，单手掌龙头都是在伸手揉鼻子的无意识中练成，所以后来不过是练就到左右手自如交替的境地。

14岁的目光落去了校门口飘着孜然香的烤肉串上。偶尔有零花钱的时候买了吃，指甲盖儿大的牛肉含在唇齿间，久久舍不得吞去。仔细回味木炭的焦热，像要把那滋味深深刻进脑子里。当时不由地就想到了新年红包。如果偷偷攒下6块钱，讨好讨好肉串老板娘，是可以卖十送一作十一串的。只是我虚荣心很强，压岁钱总得如数上缴，时至今日也没能一口气吃下十一支烤肉串。

15岁寻了一个空晴月朗的夜晚，坐在广场的铁栏杆上，十指交合，与很多光年之远的外星人作了场灵魂的交谈。他们召唤流浪多年的我和他们一起回家。我很激动地对灰色高三挥了挥手，对黑色七月说再见再不见。

16岁常常暗想，做了食堂阿姨的亲戚，打菜的时候，她手中的勺是不是就不会抖了再抖。

17岁，第一次想变漂亮。奶奶说鼻子大的人有福气，每每记起这话，我就狠拧几下小小的鼻头。大腿运动了会长肌肉，鼻子运动了，会不会也变结实一点？

18岁时错过了一场别离。高考一结束我就去了长沙集训，高考志愿是妈妈代笔。从来不吃后悔药的我，却常常为此惋惜，很多人就是那刻消失在我的轨道，遍寻不遇。

19岁给自己建了个泪水回收站，用心装了悲伤，把坚强留在脸上。

20岁渴望用有一座美丽的院落，娜、靖、大磊、小磊、童和我是绿荫的主人。

21岁，理想不复崇高，甘愿做街头有怒有恨酗酒斗殴的混混，疯着拜师父入教门受法号习赵飞燕奶奶五毒梅花针的高招。

22岁改走了多愁善感的道路，给并不忧伤的生活叙写着复杂和悲壮。

23岁自负地以为守得住感情的承诺。当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后，站在雨季，却忘了什么叫哭泣。

24岁祈祷，要遇见一个人，攒束蒲公英，和他一起吹，飞絮满天……